而在“选秀才”中更是异军突起。那时的书籍还叫“册”，是竹作书，刀刻字，是非常贵的，近乎稀有。大地主子弟才读的更多的书。三国中把冀州让给袁绍的韩馥，就是拿刻字‘刀’自杀的。东汉“选秀才”几乎被大地主子弟垄断，大地主就那么些人，这时才会出现世代为官，四世三公现象。大地主群依靠儒学教化，一举改变自己的形象，成为新兴的‘士族’。，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起士族几乎垄断文化。

就是与儒家一直竞争的法家，为了自己“得利”也不得不接受儒学。法家以“因人之情”（顺应形势）为基础，读一二本法律条文，就去当官。

而法律是因“礼”而定，比如杀人，有人要被夷三族，有人要杀，有人要被判远徙，而有人就被判坐几年牢，再有人甚至不被判刑（如桓温杀仇人全家，仇人也是官员）。

这种情况使只读“律法条文”的法家（吏）无所适从，只有回头再从新学习。

这里最典型的是西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他小的时候研读了一本“吏”书，就去当“狱吏”了，常发生错判，被“犯罪免职”，一气之下回家专研二十年。

我前面说过的，是论据，论证的事实资料。公孙弘学了这么多例子，当然受益匪浅，成为丞相。

从儒学道德被各层次所接受的故事中，我们发现道德伦理的建立，要使大众明显获得利益。

如佳将自己的想法说完，刘琨叹道：“看来，我的仁义要比夫人差的很多。明天就叫遵儿去把那六位老者接到城中安置。”说着，又转向刘遵道：“找一所大点的院落，城中再有孤叟还可安排。”

刘遵遵命。刘琨起身说：“很晚了。我们去吃饭吧。”

温峤和刘遵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四人走出书房，来到餐厅，围着餐桌坐好。饭菜早就做好，在灶上温着。没多久就端了上来。温峤抓了只羊腿就大口嚼起来。刘琨看着温峤对如佳说：“其实我们肉食供应也少得可怜。我们换来的牛都送给农民耕种了，只有一些羊，可分给大家一点。峤儿、遵儿年纪小，干活儿多，当然要吃好一些。”

温峤想换个话题，就对如佳说：“姨母啊，推进教化，在胡人中如何推行？我听说胡人中丈夫死了，妻子就嫁给她丈夫的弟弟，岂不乱了人伦？”

如佳知道他在转移话题。可还是耐心的说：“胡人不同于我们汉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道德。我们的先贤总想把道德神圣化，所谓为天地立心。可是道德只是社会的行为规范，他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人们规定的。用来使社会更好的发展，使团体中绝大多数人受益。道德是社会文明的表象。”

在游牧社会里，他们的宗教有非常适应其社会发展的特点。就拿兄长死，他的妻子将嫁与他的弟弟来说。在游牧民族中，财富和生活资料就是牛马，这些东西是可以被轻易带走的。假如哥哥的妻子带上儿女和牛马嫁人，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东到韩国海滨，西到莫斯科或更远，你去哪里找他们？新的男主人是否把哥哥的儿女遗弃，谁又能知道？所以兄终弟继，保证了家族弱者的健康和财产的不被分化。所以，自远古以来直到清初。孝庄太后嫁多尔衮，游牧民族这一特点是被他们的宗教道德所允许的。

而在农耕社会里，生活资料主要是农田，当哥哥死后，农田没有长腿。不能走，亲族们看住这个寡妇不再嫁，他的儿女的田地就会完整的保留下来，儿子长大后直接继承这份田地。所以农耕民族以“稳定”保证了家族财富不流失，保证了家族弱者的利益。

如佳叫温峤、刘遵慢慢吃饭，而自己则对他们侃侃而谈。最后如佳说道：“对于游牧的胡人，我们还是尊重他们的宗教道德为好。”

温峤吃的最快，吃饱之后，又拿起一杯茶，一仰脖喝下，然后满足的靠在椅背上。看如佳还在说，就懒懒地说：“姨母，快吃饭吧，我们已经懂您的话了。一句话，教化就是推行仁、义、礼。”

如佳皱了皱眉，却没说什么。温峤是她宠爱的外甥，如佳虽然是儒学的研究者，但她心中一直反感这个被完全封建化的“礼”字。

孔子曰“为国在礼”，荀子曰“国之命在礼”。“礼”成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由于农耕社会以农田为基础，希望人们安心务农。只要偏激的安定，反对一切流动。这个“礼”对人们的行为、思想束缚的太深。

食不言，寝不语，十不吃，存天理，灭人欲。基本上，从起床到入梦之前，不管是行为还是思想都被束缚，太压抑。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统治者一心想把人变成机器人。

古代儒学以“孝”为根基。从“孝”引申出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再引申出正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把儒学比作一棵榕树，孝是根，仁爱、正义是树干。而人们从远处看到的树的轮廓是“礼”（三纲五常等等等等）。

在文明达到二十一世纪的高度，“孝”这个根太狭隘，完全可以以社会责任作根，这个根部才牢固、厚重。但是，前提是社会走向“福利社会”。

作为轮廓的封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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