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玄学的产生问题，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也没有定论。魏晋人士自然更不清楚。这半年来，如佳翻阅了很多史书资料，对这个问题才算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

如佳不好意思得对王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也刚写好一篇关于玄学产生的论文，有点长。”

“不要紧，不要紧，你说得越细越好，我在这里还有一幢别墅，只要出新，说到什么时候也不怕。”王戎平静的说。他本就是清谈的泰斗，很多后生早就以他的观点为宗，今日又名为宰相，早已没有几个人和他辩论了。此时见如佳敢于和他辩驳，观点还是惊世骇俗，更要谈下去。

如佳也早就想把自己这一年多的心得和名士探讨一下，于是就大胆的说出自己的观点。

如佳说：“我认为玄学的产生和当今士族制度的昌盛有很大关联。旧的儒学理论对士族的利益支持不足。从宏观上看，士族作为统治阶层，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中要有新的理论作法理上的支持，所以便有必要出现新的理论。玄学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所以我想先从士族制度说起。”

“意识取向产生于生活现实之中。首先是有需要这种学说的人群，才会产生这种学说。你这个思路很好，正符合玄学指出的‘顺势而为’，很好，你慢慢说。”

如佳不再客气，把她对士族的看法娓娓道来。

如佳的想法是这样的，她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铁器被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铁制农具和耕牛（没有铁制农具，是没有耕牛的）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大增。以前必须由国家统一调度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始没落。

在西周时采取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井田制”，所有农业土地归国有的基础上，在依次下分管理，即公侯伯子男一层一层下分管理，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冶铁业还不发达，耕牛未出现之前，如黄金一般珍贵的‘铜’还在做农具。谁家用的起。只有组国家织大规模的劳动者，合理的分工，才能保证社会的粮食供给，耕作方式是休闲制，每一块耕地都不可连续生产。井田制是当时社会资源与经济活动兑现率最大化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

但是当炼铁技术发展起来之后，由于铁制工具和耕牛的使用，使得几十人就可以完成土地生产和再开垦。这一时期炼铁技术是‘块炼铁’。只能生产粗糙的钝器。也没有‘钢’。

所以在战国时，一个较大的家族便可以独立开垦土地，生产粮食。私有经济开始萌芽，这种农耕模式叫田园制度（秦国时叫名田制）。

井田制下，第一，公侯伯子男作为“公务员”，没有私人地主对生产的热情。

第二，公侯伯子男层层上缴赋税，层层截流，人民压力大，国家收到的钱还少，不如直接从大地主身上取钱来的多。

田园制生产粮食多，取税又直接，少了中间环节，在不加大赋税的情况下，国家获得的更多。这是汉初减赋税，国家却更富有的主因。

既然如此，面临落后就要被灭的战国诸雄，都纷纷采取改革措施。改革的核心就是田园制取代井田制，国家不再需要公侯伯子男等安排管理生产。贵族只能降级当个地主，自己搞好自家的生产，一切听天由命了。当然这一过程非常激烈。

这是改革者商鞅、吴起被杀的直接原因。

但是私有的田园制带来了更大的生产力，使战国七雄更富有、强大。“田园制”取代公有的“井田制”成为国家发展的必然。

国王打下的土地，也不再需要分给伯、子、男等世袭。中央集权制可以实行。

由于田园制的实行，国家掠夺土地的雄心越来越大。以前侵略再多的土地，还是要分封下去。

国家不再需要太关心农业生产，只要向田园主收税即可。

这样看，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中国的不是秦始皇，而是土地田园制。因为没有田园制的出现，秦始皇打下的江山还是要分给公、侯、伯、子、男等。这将是一个表面统一，而实质分裂的王朝，像周一样。作为最早强大的晋、齐二国，在世袭世禄的公侯伯子男体制下，其强大的结果竟是‘土崩瓦解’。他们也成了最早灭亡的强国。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

这也就是汉朝可以“轻赋税”的主因，因为没有了世袭世禄的公、侯、伯、子、男等层层剥削。国家在少收‘赋税’的情况下，反倒得到的更多。

但是当时的耕牛还是比较少，最主要的是炼铁还不发达。那时只能制出“块炼铁”，只能以此制出粗劣的铁具。生铁极少，铁具和耕牛都比较贵重，而且生铁做的“镰刀”是更稀有，弥足珍贵。

所以从田园制开始就产生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由于没有优良的铁具和耕牛，生产力低下，生活朝不保夕，稍遇天灾*，就被迫出卖土地，成为奴仆或佃客。他们还不是社会生产的主力。田园主大地主还是代表着社会最高的生产力。

直到西晋灭亡之后，经历百年的战争，作为兵器的“生铁”冶炼技术大发展，到北魏中期，‘灌钢’技术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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