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佳接着说：“儒学成功与否，不在乎他的世界观，而全在乎他的社会观是否可行。”

如佳继续说着自己的想法：

第一儒学使朝廷受益。

独尊儒术，是因为儒学道德使多数人受益，使整个社会受益。

当然能不能安天下，成为现实生活中道德理论的核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人民大众在这种道德理论（或者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于现实生活中是否得到更普遍的个人利益。

道德理论普及的基础是由普遍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观点由如佳个人提出。

就像现代人们大多“温文尔雅，不管你是工人也好，是商人也好，是官员也罢，他们大多是温文尔雅的，没见过几个人是见人就吹胡子瞪眼的。所以“温文尔雅”被认可，是因为这样做使自己受到益处。

以这样的观点我们再回头看儒学是怎样摆脱法家的纠结，一举成为社会的主导“道德理论”。

儒学的第一个发展时期－－－春期战国，儒家提出仁、义、礼。这个义一开始就不被统治阶级所接收。

看到这个“礼”，更是让统治者如芒在背，恨之入骨。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最主要矛盾是侵略于反侵略。统治阶级自己的自律暂时属于次要矛盾，你让国王贵族们去守礼，他们就会把你轰出来。宋襄公持‘仁义’，被天下笑。

而到了汉朝，国家形成了大统一，出现了七王之乱，从汉武帝的爷爷到他爸爸，一直到汉武帝初期，王国受到最大的威胁一直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内部的自律，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最主要矛盾。统治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和富贵，也必须接受这个他们最痛恨的“礼”字。在汉武帝之前，已经有了很多重要人物支持儒学。

第二，仁爱、正义的思想也使大地主阶层成功转型。

西汉是士族阶级产生的年代，战国土地可以私人耕种，使大地主阶级开始萌芽。到西汉鼎盛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发展，大地主阶级开始产生。没有文化，又突然变富，他们的道德水平可想而知。不管是司马迁中的西汉部分大侠，还是中的大侠，他们记录的全是新兴大地主。西汉所谓的侠已经不是春秋战国中的刺客，而是为祸乡里的恶棍。从汉武帝“徙云陵”开始，他们成为政府的压制方向。

在“举孝廉”、“选秀才”中他们也被刻意压制，当然任何政策都不是一刀切的，这其中也出现和政府配合，像黄霸的“豪杰役使”。压制大地主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这段历史我在中有细致论说）

而东汉不再压制大地主，改为教化。（随之大地主的壮大，也压制不下去了）大地主在接受教化之后，马上产生巨大的能量，利益立显。大地主子弟有钱，可以装作“好善乐施”，这在“举孝廉”中占据巨大优势。穷人，你说你好，你接济穷人了吗？

而在“选秀才”中更是异军突起。那时的书籍还叫“册”，是竹作书，刀刻字，是非常贵的，近乎稀有。大地主子弟才读的更多的书。三国中把冀州让给袁绍的韩馥，就是拿刻字‘刀’自杀的。东汉“选秀才”几乎被大地主子弟垄断，大地主就那么些人，这时才会出现世代为官，四世三公现象。大地主群依靠儒学教化，一举改变自己的形象，成为新兴的‘士族’。，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起士族几乎垄断文化。

第三，就是与儒家一直竞争的法家，为了自己“得利”也不得不接受儒学。法家以“因人之情”（顺应形势）为基础，读一二本法律条文，就去当官。

而法律是因“礼”而定，比如杀人，有人要被夷三族，有人要杀，有人要被判远徙，而有人就被判坐几年牢，再有人甚至不被判刑（如桓温杀仇人全家，仇人也是官员）。

这种情况使只读“律法条文”的法家（吏）无所适从，只有回头再从新学习。

这里最典型的是西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他小的时候研读了一本“吏”书，就去当“狱吏”了，常发生错判，被“犯罪免职”，一气之下回家专研二十年。

是论据，论证的事实资料。公孙弘学了这么多例子，当然受益匪浅，成为丞相。

夏侯胜擅长讲，不满小皇帝的荒嬉，劝其注意臣下有谋乱之心。霍光等人正欲废黜小皇帝，当时吓了一跳，这么机密的事情，怎么走漏了风声？连忙召夏侯胜来问话，

夏侯胜答曰：“在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

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

听了他的解释后，霍光“以此益重经术士”。汉朝皇帝都非常重视经术，重用经术之士。因为他们是专业人士。

从儒学道德各层次所接收的故事中，我们发现，道德伦理的建立，要使大众明显获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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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语：而西方贵族社会稳定下来，是接受了神教道德的宽容、忏悔之后的事了。（神教支持士族的天命论、人分等级等）

两晋士族没等到这一天。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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