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社会使儒学产生第二次划时代的革命(1/3)

作品:《大晋孤烟之山河破碎

有人用唐代修订的四书五经以南朝学说为主版本,来说明是南朝保存了国学。但是他们没看到北朝儒生因缺少社会特权,使北朝儒生重视自身的修身、立命,“用”字当头。这使北朝率先完成儒学的导向性革命:儒学从研究“道”转向为研究“德”。

儒学从天命和道中脱离出来,主流研究‘人’,确切的说主要研究“德”,是具有划时代的进步。而这一改变是北朝儒学的功劳,南朝儒学只起到理论上的补充作用。没有南朝那两本书,唐朝儒学就不能发展了吗。自欺欺人!

儒学是讲“经学致用”的,而且在两千年的儒学发展中,“经学致用”一直是儒学发展的一条暗线。

隋之后,小农经济兴起,逐渐在宋朝形成主体。人们必须通过科举才能进入官场治国,而能进入官场的人就太少了。这时候,儒学核心转向----立命、安身。

儒学前期的核心功能是治国,治家族;后期是立命、安身。总的来说儒学就是用来‘用的’学问。经学致用也。

隋朝之后,儒学从再次确定“性本善”为起点,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那个时代,单就“重君”和治理地方就已经可使儒学成功。而在魏晋之后,儒学已经吃掉法家。在十六国和北朝时候,儒生在庄园外没有太大的特权。但是有一个统计,北朝士族,在王朝官员中也能稳定的占到总数的70%之上,最高时占79%。南朝最高时士族官吏也只占81%,这是令人震惊的。

北朝重儒学,但不重也不行,因为他能用的治理地方的人员,也只有在儒生中寻找。不然让老道、大和尚去,还是让一字不识的武将、太监去。

士族虽在北朝社会特权不重,但有钱,有时间,有传承。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管理大族产业。他们近乎垄断文化和管理才能,使他们在北朝官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在士族的特权逐步下降已经成为不争事实之后,士族最终失去特权是迟早的事。士人不能一出山就当官,士人追求修身、立命之学,为将来的以才德取士,科举取士做好充足准备。唐朝诗人白居易参加的一种科举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在北朝缺特权的士人也只有做到才识兼茂,明于体用了。著名的就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著作人颜之推本是南朝士族,二十岁出头被北周掠走,但北周对士族还是很客气的,给他安排了官职。颜之推归国心切,逃走了。可是无法南逃,就先逃到北齐,其才华横溢,在北齐也做了官。后北周灭北齐,又回到北周,在北周和隋代又做了官。从颜之推的经历来看,北朝并不是一片黑暗的。

是他在快六十岁时写成的。的主张就是“学贵能行”。讲究修身、处世,反对南朝士族对儒学高尖顶的研究。认为这是空谈高论,不务实际。传授儒学真正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法。

其对法在教学中的作用之重视,令人震惊,“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证明了北朝儒学率先向“修身”、“安命”为核心的方向上转移。再次深刻的明确了儒学的‘以用为本’的入世思想。

北周有鉴于在官员的选取中只有用儒学人士,而出台了(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规定,凡做不到这六条,加上不懂会计学的人,不得为官。这制度本是北朝儒学大家作出的,只是得到了皇帝的赞誉和大力支持。这六条反映了北朝大儒的儒学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儒学家第一要务是修身,学习有才华(治身心)。第二点是道德优(敦教化),懂经济(尽地利、使人富),会使用法律(恤狱讼),甚至还要学会数学(计账法)。这是何等的‘经学致用’!

儒学再次回到“经学致用”上来。后世王朝进入小农经济,没有大庄园供儒生实践,后世科举就取这六条中的前两条——有才华、道德优。等儒生考上进士之后再学习后四条。所以儒生登进士后,一般只给个“做副手”的官,先跟着学习一段时间。

儒学在成为古代主意识形态之后,汉儒讲天。做好事老天会奖励你;做坏事老天会惩罚你。使从孔孟荀一直传承的经学致用变了味,有向宗教靠拢的萌芽。

魏晋南朝讲道。人要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人要顺应“道”才能安身、立命。这个说法看似正确,其实却有很大问题。因为这个道(自然规律)到底是怎样的,人掌握不了。自然规律是什么,不要说古代,就是放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放到二十五世纪的将来,也恐怕不能完全研究出来,人怎么能完全顺应它。所以,魏晋研究这个“道”,研究成玄之又玄,或许是个必然。

正因为这个“道”玄之又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有各自的标准,容易被“揉捏”,所以被大士族利用,形成自由式的思潮。

在我们知道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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