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高了三倍，达到二十八万余锭，一锭十两，近三百万两。加上其他定额铺税等杂项，共计三百八十万两。发展到现在，各处码头基本上也不用官员搬个凳子坐岸边挨个船的收钱，船家每过一地就主动去官府报备吨数、货品等消息，交笔小钱完事。

税部为聚财，那需要散财，才能完成整个资本流动。国家拿到这些银米会如何花出去呢？

太宗初年，地方存留粮总数约三百万石，作为各地行政支出，四方军五到八百万石军粮，各地护军的漕粮四百万石，京粮五百万石养官，二百万石养内宫，五百万石用于宗亲，余下三、四百万石折银归为内库。所以田赋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军事、行政和皇宫消费，没什么剩余。国库不到四百万两的银子，要养活一个人口可能上亿的国家，那就是个笑话。发放了百官俸禄、军饷、防汛银、宫葺银等重头戏后，所剩无几，也不怪李枞打上任开始便日日哭穷。

偌大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有数的，每年的产出基本恒定，只不过大部分没摆在台面上。国库没钱，不代表内库没有，更不代表官员们会穷到只靠薪俸禄米过日子的地步。太宗的登基靠的是个人建立团队，而不是联姻或继承，他的强势在于，除了掐着土地和赋税这一边，还在私底下控制了各种垄断性的产业。内侍派出去做矿监、盐监、茶监等，正是‘奉旨捞钱’，所有的矿山、海边最大的盐田、各处最好的茶园桑田，沿海的海贸等行当都直属于他一人。把持这些产业的内侍再贪婪，再换个内侍去，哪怕前任贪了根针，继任者都能给他挖出来。例如世宗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查抄了一大批内侍监，其中贪得最狠的一个，抄出黄金百万两。

作为独家或最大的供应商，这些商业利润和成果自然都归了内库，其他商人只是中间环节而已，皇帝心情好，便不给你们加税啦。

如果说国库是‘取之于民，只用于民’，内库便是‘聚举国之力，为帝王之商’，皇帝是最有钱的商人。所以，从太宗玩这一手开始，内库从不缺钱，除了明文规定的军饷俸禄，额外的银钱赏赐都从内库出。太宗无视烂泥儿子，去世前直接把内库交给世宗，这是世宗可以无视高宗想换太子的愚蠢举动，坐稳帝位的原因，当然也是高宗敢弄出那么多女人和孩子的底气所在。

有个善敛财的开国皇帝，商税低廉，商业自然繁荣昌盛，有圣眷的宗亲勋戚、文武新贵可以跟着一起喝口汤，被拒之门外的人只能一腔热血投入对土地的热爱之中。对于不缺钱的世宗来说，商业肯定不是他最关心之事，他的精力全花在对土地和勋贵的控制上。世宗末年，基本完成摊丁入亩之后，国库以银为税，只从几处鱼米之乡，先以定额税款购入谷粮，一并入库作为存粮。御极四十载，三公六侯九伯之爵，不少换了人来做，从前的勋贵旧戚几乎淘汰一半，更不用说只能领白银禄米，却无太多田地的不入流宗亲，被抛弃的人家，都是不能和皇帝站一条线上的累赘。

世宗给神宗留下一群比较听话的臣子，安稳的政局，和满满当当的内库。神宗元年，国库银米总计约三千三百万两和五百二十万石，内库却有近三千万两余银，作为非产银国，可以说大虞近九成白银都在国家控制中。

神宗执政十几年，这个数字更是有增无减，全国土地平均田赋为‘上地三分、中地两分、下地一分’，之前握在皇帝手中的垄断行业，要么像茶布一样完全开放给民间，要么如矿、盐等并入皇家产业，三成商税归国库三成归内库。所以在东瀛和海外流入的白银支持下，神宗十年的国库存银高达九千八百万两，存粮八百二十万石，内库八千万余两。

看起来国富民强，仓禀殷实，为什么仍有反对新政的声音？

神宗元年和十五年的两个数字，其构成差异极大。三千三百万银，八成半是田赋，还拿出一些购置存粮，即杂税银大概五到七百万左右。九千八百万这个数字里，因为有了安南、东北、卑谬、高丽等地的粮产，尤其是去年的东北大丰收，让田赋创了历史新高，增加到四千二百万，剩下的五千六百万，各地钞关并市舶税计三千一百万，登记制下的商税二百万，赃银三百万余，余下两千万皆由免商税的皇家产业贡献。

缴税多，意味着创造的财富更多，但是从田地持有者的角度看，他们能得到的孳息和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并没多大不同，即便他们买了新地、新农具，比起商业提供的增幅，亩产的增加简直是毛毛雨，甚至愿意给他们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少，逼得他们花更多钱去雇人买机器。

这些反对者有通过科举、吏考掌握权柄的现任官员，他们在执政时，自然想‘恢复旧制’，废除保护商人的新法和限制流民迁徙，可考成法不答应，连续三年不到中等，就得去边远山区实现这个梦想了。不走仕途之人想转行与商贾为伍，或抱上皇家产业的大腿赚钱，又有不少因为经验不足，从零开始，被海上风暴或黑死病坑了一笔，得花大钱买了个教训。

穷者越穷，富者愈富，清贵的名声和高人一等的地位，都得靠钱来维持滴！

激进的反对派认为他们的窘境都是新政造成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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