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虚虚地放在椅子边上，双手捂着膝盖，像个规规矩矩的小蒙童。

张特立为了消除他的拘谨，故意说了一些刚学会的四川土地话来逗趣。黄超乐得哈哈大笑。熊也笑了，但笑得小心翼翼。

等到气氛稍微随和融洽了一，张特立便开始谈正事。他邀请熊国炳出任即将成立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一职。

熊国炳那一天的谈话给在场的所有人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说：“我是个才进党的人，叫我干啥子我就干啥子，莫得二话说。”然后，他顿了顿，怯生生地问，“张主席，这苏维埃……到底是个啥东西嘛？我还硬是把它弄不明白。”

黄超马上向熊国炳解释。这位过去的上海学生运动的领袖，能言善辩，也是红四方面军中的第一支笔。他说苏维埃是俄文的译音，含意是会议和议会代表，它是俄国无产阶级在本世纪初创造的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他越解释，熊国炳的眼睛瞪得越大，木讷地问：

“黄秘书长，你说的俄国是个啥东西？那个俄文……又是个啥东西呢？”

这下轮到黄超把眼睛瞪大了，不知该怎样说才好。

张特立开心一笑，摸着下巴说：“国炳同志，我这样给你讲你恐怕容易明白一些。你们四川人不是把穷人叫做干人么，苏维埃，就是干人的政府，苏维埃主席，就是这政府里掌印把子的人，也就是干人的头儿。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和过去的县长一样大，省苏维埃主席嘛，就好比一省之长。我们现在就是要请你出来当这个高官，你明白么？”

熊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说：“我是个大巴山上打猎的，只会放枪不认得字，两眼一抹黑，咋个当得了高官？”

张特立鼓励他：“干人的政府，就需要你这种有威望的干人来掌印把子。有红军支持，有给你撑腰，你不但能当，还一定能够把这主席当好。”

其实，熊国炳稍微谦虚了一下，他读过四年私塾，在大巴山也算是识文断字的能人。

不久，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天zhu教堂（当时的方面军后勤部所在地）隆重召开。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以全票当选省主席。闭幕式上，熊国炳与张特立、陈海泉、徐象谦、王宏信、黄超等首长平起平坐，一跃而成为最高层领导人物之一。

熊国炳上任后很快便以事实来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件“摆设”。他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四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三痤百米长的便桥；还动员组织了五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人民必须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熊国炳在群众眼中是位英雄豪杰，豪杰当官也自有豪杰的特，说话老百姓也愿意听，办事公道，很受大家的欢迎。

十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再次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月底，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强渡黄河，但因船少敌机轰炸猛烈，未能全部过去。十一月十日，中央电令巳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陈海泉、徐象谦、熊国炳、李克念等十一人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成为红军中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后西路军惨败，也就再无他的消息了。生还者回到延安，有人打听熊国炳的下落谁也说不清楚，大家都估计熊已经蒙难。

甘光复这次到酒泉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寻找这位猎户出生的西路军英雄将领，甘光复知道他在奈何桥上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人间，正在取经的路上遭受九九八十一难。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当陈海泉宣布西路军巳经失败，无法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通河西走廊的任务时，全体将领失声痛哭。

陈海泉随即又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陈海泉、徐象谦二人由精悍卫队护送，离开部队回潜陕北；二是由王宏信、李克念、黄超、熊国炳、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领余部分兵三路，各自杀出重围。

两名主帅在危急关头离队而去。无疑会大大动摇军心。但当时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徐象谦本来是不愿离开大家随陈海泉回陕北的，李克念等人也不愿意他走。可长期受张特立影响，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坚定站在张特立一边的陈海泉怒火冲天固执己见，说要回去和中央进行斗争，要追究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西路军余部化整为零后，受到强悍凶残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洒荒丘，情状异常惨烈。

一天，熊主席率领两百多名后勤机关人员，又被蜂拥而来的敌军骑兵包围了。血战至黄昏，除熊国炳外，部下或阵亡或被俘。身中两弹的熊奋力跃上马背，突出重围，不料坐骑又被紧追不舍的敌人击中，他跌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被马家军拖到裕固族人的毡篷里拷打审问。他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伙夫，什么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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