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谢四新忙起身上前搀着洪承畴站了起来，几名小太监捧着一个个精美的托盘，上面是各样御赐之物，李嵩等几名幕僚走来代为收下。

随后，作为天使的方正化正了正衣襟，才又高声喝道：“宣府镇总兵官、镇朔将军张诚接旨。”

张诚原本就跪在蓟辽总督洪承畴的身后，他也如洪承畴那般，膝行向前，伏地拜道：“臣，张诚接旨！”

方正化似乎对张诚很是在意，他并未直接宣读手中的圣旨，而是对着张诚看了又看后，这才从另一个黄绫暗龙的封套中，又取出一封圣旨宣读起来。

张诚跪伏在香案前的地上，心中虽知自己才是今日圣旨封赏的重点，但是对于当今皇上究竟会如何封赏自己，却也猜测不出。

按理，自己现在已经是宣府镇总兵官，还能如何封赏？在他想来，无非是一些虚衔、追封、遗赠之类罢了，可是他听着听着就发觉有些不对。

张诚越听越是心头震撼不已，崇祯皇帝对自己的赏赐之厚，已经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式赖师武臣力；及海宇宁谧，振旅班师，休息士卒，班赏功臣……

镇朔将军张诚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前有勤王功，斩奴酋至亲玛瞻、岳托于阵前；后有援剿河南，救福藩世子，败闯逆，救开封之功绩；

今率师援辽，连战连捷，斩级数千枚，大振军心士气，壮我国朝威势，更斩虏贼伪王多铎于阵前，击杀奴贼固山额真以下军将数十，斩获旗鼓军甲无算。

……两厥奴王之功至伟，实亘古未有之功，又获解锦围首功第一，大张我朝国威于外，不惟忠勇可嘉，更‘冠绝三军’……

朕何吝封赏，立擢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挂‘镇朔大将军’印，初授骠骑将军，武勋上护军，仍驻节宣府，实领宣府镇总兵官事。

赐其军号曰勇毅，赐其营号曰威远，赐其爵曰永宁伯，给诰券，赐铁券，食禄一千石。荫一子

其部余下立功人等，待兵部核验，再行叙功升赏。”

挂“镇朔大将军”印，对于一个武将来说是何等的荣耀？

如宣府镇北路赤城堡西南隅的静宁寺，就被改作昌平侯杨公祠，供奉着大明奉天翊卫宣力武臣杨颖国武襄公的灵位。

杨颖国武襄公，便是大明早期著名战将杨洪，生于洪武年间，永乐元年世袭父职为百户令，远戍开平。

此后，他便开始追随明成祖朱棣北伐，长年守备边关。正统元年时因功升任游击将军，旋即进升都指挥佥事。

继而于正统九年进官左都督，正统十三年开始佩镇朔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宣府。

杨洪在边地镇守征战四十余年，向以敢战、善战至大将，声震南北，迤北诸部对他十分畏惧，称其为“杨王“。

代宗即位后，杨洪因功被封为昌平伯，此后又在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进封为侯爵，英宗被迎回后，杨洪获授“奉天翊卫宣力武臣“，并赐世券。

景泰二年，杨洪更是佩镇朔大将军印，仍然镇守宣府，他以盈满为惧，上疏乞休，代宗不允。其后因病返京，不久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他死后获赠颖国公，谥号“武襄“，因此世人多尊称其杨颖国武襄公。

可是，杨洪在边关镇守征战四十余年，才因功获封“昌平伯”，并获授佩“镇朔大将军”印，但是张诚如今从军才近十年，显功于君前也只这三、四年间。

便得到当今皇上御赐军号、营号、更得挂“镇朔大将军”印，这是何等了不得的荣耀？

而至于加封张诚为“宁远伯”的爵位，那可就更加的不得了！

话说，自从周朝时代起，中国就有了公、侯、伯、子、男等的五等爵位制度，后世的西方贵族制，也不过按照古代中国的爵位翻译过来罢了。

只不过，因为后世的西人国家势力强盛，所以世人反而对于西方的爵位制度更为了解，却逐渐忘记了自家老祖宗的规矩与传承。

五等爵位制千年不变，到了明朝时候，才又革除了子、男这两级爵位，只保留了公、侯、伯三等，并进一步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亦是非特旨不得予。

明朝的爵位更细分为两种，一是只授终身，即不得世袭的爵位；二是可以世袭的爵位，“世与不世，以军功大小而定，均给诰券”。

在大明除有因军功而封爵者外，可得爵号的还有曲阜孔子后裔衍圣公及驸马都尉、外戚等，属于是因恩泽而受封，但他们就只是给诰，而不给券。

同时，大明的公、侯、伯爵与前朝还有一些不同之处，就是明朝的公、侯、伯都只有爵号和食禄，而并无实际的封邑存在。

而张诚这个可是实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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